烽火八月

苏联红军在海拉尔与日军作战纪实

发布者:李徽 来源:呼伦贝尔日报 浏览: 发布时间:2014-08-12 09:3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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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广域

烽火八月

20世纪30年代日本侵华时期的海拉尔正阳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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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海拉尔各族人民欢送苏联红军回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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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20年代的呼伦贝尔督办公署旧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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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关东军兵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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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日本驻海拉尔领事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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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日本关东军驻海第八十旅团司令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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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40年代的海拉尔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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驻海拉尔日本关东军司令部

 

 激战前夜

    1945年8月9日,是海拉尔各族人民永远不会忘记的日子。

    这天,海拉尔早晨的空气清新,凉爽宜人,太阳早已升起。大街上行人稀少,只有小商贩推车来往。

    6点钟左右,人们突然听到一阵飞机的轰鸣声。这种声音自从1939年诺门罕战争之后从未听到过,所有在屋外干活的人们都翘首仰望,只见天空中10多架飞机像一群乌鸦般飞过来,从西北低空到海拉尔上空散开,霎时,城内外到处“轰轰”的爆炸声不断,硝烟四起,灰尘飞扬,惊慌失措的人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都赶紧跑回屋内。

    飞机飞走后人们才出屋相互打听是怎么回事。一个平日关心时事的人对一无所知的邻居悄悄说:“苏联开始打日本人了。” 往旁边看看无人又说:“这回日本人可快完蛋了,咱们有盼头了。”

    而此时的日本人聚在一起,三五一伙,八九一群,面带忧愁,没有了往日的威风,个个好像霜打的茄子——脸上没有好色。他们说些什么谁也不知道,无人敢向前打听。

    不久,在大街上四处奔跑的警察、军人、日本人和中国老百姓口中传着:“司令街落下一颗炸弹,司令住宅被炸飞了;伪军营旁边落下颗炸弹,好几个百姓家被炸了;昭和盛院(落下)一颗炸弹就起火了。”不少担架抬着满身是血和泥土的伤员往医院送,全城一片混乱。孩子哭大人叫。日本人的军车在街上急驰,在大街上扬起高高的灰尘。

    上午9点,第二轮轰炸机又来了,这次飞机比头一次还多。人们一听飞机声赶紧往屋里跑,有经验的人们赶紧把屋内的老人、孩子叫出来趴在院子里。四处爆炸声不断,谁也不敢起来看。飞机低空飞来飞去,那声音大得吓人,机翼带来的风人们都能感觉到。飞机足有20多分钟才飞走,但始终不见日本人的地面火力攻击。此时的日本军人既无飞机,也无高射炮,完全失去了制空权。

    中午12点左右,第三轮轰炸开始。这时行动快的人开始向城外郊区撤退躲避。此时的海拉尔已是浓烟滚滚,四处火光冲天,满城硝烟,天空全被烟雾遮盖。据当时见证人说,第三轮轰炸后至少也得有二三十个火点在燃烧,多数是日本人放的火。

    这天发生的一切出乎日本关东军意料之外,他们没有做好准备。如果关东军事先知道苏军进攻日期,“战时有害分子”名单中的中国百姓和苏侨及监狱中在押人员都将全部被杀害,苏军的突然袭击挽救了海拉尔100多所谓“战时有害分子”和几十名在押人员的生命。

    8月9日前五天,苏联飞机空投一批退往苏联的东北抗联官兵和苏联侦察兵,实地勘察进攻路线。同时有苏联情报人员提供的各重要城镇关东军军力部署侦察图。呼伦贝尔地区有扎赉诺尔、满洲里、海拉尔、兴安岭等重点地区。从旧粗鲁海图过境来的情报员指示驻海拉尔情报站负责人奈勒尔图,做好迎接苏军准备;把已被日本宪兵、特务注意的人员及家属转移到安全地方;应当保护的官员及民族上层进步人士都做好安排;电厂、重要桥梁保护好。

    随后,奈勒尔图来到省长额尔钦巴图的办公室,提醒额尔钦巴图进行转移。

    额尔钦巴图对奈勒尔图的话是半信半疑。但是为安全起见,他还是以视察工作为名走了,在外面工作几天之后觉得日苏不可能这么快就打仗,对省里工作也放不下心,所以8月8日晚回到家。第二天早6点苏联飞机就来轰炸了,他只好在屋里躲着。

    轰炸结束后,他的一个亲属从外面进来说:“街上乱了,日本宪兵正在集合,满载军人的汽车也很多,不知道想干什么,看来是苏联对日本宣战了。”额尔钦巴图一听立即决定举家离开海拉尔,直奔莫达木吉。

    汽车刚刚开走十几分钟,兴安北省警务厅警防科长(日本人)带着几个日本警察,按上司命令来请省长。听说他已逃走,马上开车追上去。额尔钦巴图以为离开海拉尔就安全了,到莫达木吉便下车在一个亲属家喝奶茶。一杯茶还没喝完,外面又有汽车响,卫兵出门一看,荷枪实弹的十几个日本兵和警察呈扇形将房子包围起来。额尔钦巴图与警防科长争辩多时,最终日本人无功而返。

    奈勒尔图离开省政府又来到第十军管区嘱托色布精太家,把当前危险形势告诉了他。

    色布精太是凌升之子,留学日本归来,在第十军管区任嘱托。色布精太在外蒙古、苏联、日本国内都有一定影响,他的影响不比额尔钦巴图差,日本人怎么会放过他呢。

    奈勒尔图走后,色布精太做好了随时出逃的准备。

    铁路大桥与电厂保卫战

    苏联情报站命令奈勒尔图要设法保护好伊敏河上的铁路大桥,这座桥是中东路最重要的桥梁,尤其对呼伦贝尔各族人民生活有直接影响。铁路也是苏军进攻东北后方补给运输线,非常重要。

    奈勒尔图召集几个好友研究最佳方案,最后决定还是交给郭文林去完成保卫铁桥的任务。因为守桥部队是他的部下,他是第十军管区司令官。

    8月9日早6点苏联飞机轰炸后一小时,关东军驻海拉尔最高司令官野村登龟江命令:在乡军人立即归队;宪兵队、特务机关、警察局立即处决“战时有害分子”;一切重要物资、桥梁,特别是不能带走的武器弹药都要烧掉;部队开往兴安岭在那里准备与苏军决战。

    9日中午,一辆日本军车开到铁路大桥头,被伪军阻止住。车上下来十几个军人,为首的小头目是一个日本少佐,要求将大桥交给他们,坚持要炸桥,伪军排长坚决不同意,经过激烈对峙,日军只得暂时撤退。

    日军撤走后,伪军排长立刻将方才发生的情况报告给郭文林。郭文林对坐在旁边的甘珠尔扎布参谋长说:“你去再给他安排一个排,要在桥两端修工事。如果日军再来,你向他们说司令官保护铁桥,是准备万一战斗失利,日、满军及家属、侨民撤退之用,所以不能先炸,只能撤退后再炸断,阻止苏军追击。”

    排长又带一排人回来,分别驻守桥的两头,修筑工事。士兵们个个信心十足等待日军再来。此后日军没有再来,一是忙着向北山二号阵地撤,一是向东往兴安岭撤。日军知道此时日满两军若打起来,有可能会引起第十军管区满军兵变。

    当奈勒尔图得知伪军将日军赶走,把大铁桥保护住了,他十分高兴。时间已是8月9日下午2点多钟,此刻他最担心的是电厂。

    刚到家,电厂的眼线来报:“工人已组织起来,下班工人不许回家,说是留在厂子里保卫电厂。”奈勒尔图一听非常高兴,他想这一定是共产党领导的,甚至领导人可能就是遇到过的那个拾破烂的“老张头儿”。他怀疑这个人可能和他一样是地下工作者,可能是共产党那边的人。

    他猜对了。

    “老张头儿”是有来头的。他的大名叫张畅天,和宁匡烈、刘鸿宾、张志宽、金寿鹏(蒙古族)四位1936年被害的同志,都是海满支部地下党员。

    他原是张学良部下参谋,张学良任命苏炳文到呼伦贝尔来时,苏向张要两个人,张学良就把参谋张畅天给了苏炳文。苏炳文当时向张学良要两个人的目的:一是表示亲近,忠于张学良;二是表示叫张学良尽管放心,安排你两个亲信在我身边,他们会替你监督我,免得我在这山高皇帝远的呼伦贝尔叫你不放心。

    苏炳文退入苏联时,请示张学良同意才把张畅天留下,并且给他一台发报机,让他经常给张学良报告呼伦贝尔的情况。张畅天除了给张学良定期发报以外,几年来他在海拉尔、满洲里铁路沿线建立起十来个人的情报网,其中有共产党员和党的积极分子。他直接受第三共产国际和北满省委领导,有直接通往境外的交通线,也与满洲里交通站有联系。

    在老张头儿的暗中指挥下,工人们团结起来保卫住了电厂。

伙夫救“罪犯”

    8月9日上午9时许,驻海拉尔警宪特机关接到日军最高指挥官野村登龟江命令:“按大本营制定的《对苏作战计划纲要》要求,命令你们尽快处决‘战时有害分子’和在押‘罪犯’。”

    上午第一轮轰炸时,中国狱警逃跑了不少人;当第二轮轰炸时,宪兵队中国看守全跑了,日本看守又去执行任务。此时飞机低空飞行投弹,市内爆炸声不停,监狱做饭的伙夫回师傅前后院子看了一遍,确认一个警察都没有了,于是他脱掉围裙,大叫“我来了!”这时他拿起平时劈木半子用的大斧子跑到监狱,两下就砸开了大锁,砸了一个又一个,宪兵队监狱各间号全被砸开,“犯人”们千恩万谢,他说:“我们都是中国人,我为救你们在此等了好几年了。”此时满城爆炸声,火光冲天,大街上乱哄哄的,难分敌我。

    王庆昌、王清溪、杨洪源等山东武城这伙人就这样逃出来了。狱中逃出的七八十人都是“政治犯”“经济犯”“思想犯”“国事犯”等。

    王庆昌等人原在山东武城、河北家乡一带打游击,乡亲称之为“武工队”。由于敌强我弱,再加之秋后青纱帐没有了,武工队难以存身。1942年冬,组织上决定叫他们投亲靠友躲藏起来,等待组织召唤。

    王庆昌几个人决定来海拉尔,一是有亲属在这,二是看看在边境地区是否可以依靠苏联继续抗日。他们一到这里就设法找地下党,但是始终没找到,不是没有地下党,而是没有接头暗语。不是一个组织系统的,没有上下级关系难以联络上。

    来海拉尔第二年,王庆昌在铁道北开了个小铺,他的哥们儿经常来买些东西,顺便交换些情报。大家都在联系反满抗日的朋友,等待时机。

    七八月份是海拉尔的雨季,在一个电闪雷鸣的午后,大雨倾盆,突然一个人闯进王庆昌小店。他是王庆昌的表亲,名叫范富贵。此人游手好闲,吃喝嫖赌,无所不好。这个人偷了村子里一个生活比较富裕点的刘家几十元钱,在老家呆不下去了,来到了海拉尔投奔一个表姨,没想到武城武工队员好几个人都在海拉尔,这出乎他的意料之外。

    他问王庆昌:“你们来这里干什么?”王庆昌说:“不干什么,你可不能乱讲老家那边的事呀。”他说:“我知道,你放心我不会乱说。见到你很高兴,家乡人都很惦念你们,不知道你们都怎么样了。”

    王庆昌等人对他以礼相待,怕他给日本人告密,经常请他吃饭、喝酒,希望他从此改好,做个正派人。谁料真是狗改不了吃屎,他还是去日本人那儿告了密,得了一笔钱,把七八个老乡都送进了监狱。这些人宁死不承认是武工队员,咬定是有人陷害,日本人一时也找不到证据,所以一直关在狱中不放,好几年了。日本警宪特对武城来的人严加监视,此后又有几人被抓进监狱,关在宪兵队。

    8月9日,当范富贵得知王庆昌等人逃出来了,吓得连夜逃回山东。新中国成立后,被他害死的家属联名上告他,最后以反革命罪被处决,在山东武城县执行。

    王庆昌在苏联红军支持下,成立了“苏联之友社”做中苏友好工作。1946年初,中共党员苏林第一次公开来海拉尔就投靠在“苏联之友社”,并指导苏联之友社工作。

    回师傅真名实姓无人说得清,只知道他40岁左右,高个头,四方脸,说话高声大气,是个刚正不阿的中国人。逃出来的人非常感激他,都说他一定是地下共产党。

    王庆昌等逃出来的人,三天后又聚在一起说,一定把回师傅找到,好好谢谢他。他们找了多日也不见此人踪影,没人知道他从哪里来的,更无人知道他去了哪里,又为什么冒着生命危险去救这些素不相识的“犯人”。

     转入地下斗争与苏侨被害

    8月9日上午10点30分左右,野村登龟江命令他的警卫连长北川中佐,带人去兴安北省把科长以上的人都请来二号阵地,色布精太、色尔森太、葆定、哈达等人都不要放走。北川带两个班分乘两辆车开往兴安北省大院和色布精太家都扑了个空。

    消息传来,野村登龟江气得把手中的枪往桌上一拍,大骂日本情报部门是一群混蛋,三天前还说苏联发动进攻最早也得8月末9月初,说3个月苏联运输百万人加各种武器弹药、粮食是不可能的。什么不可能!都是混蛋!打得我措手不及,一切全完了。

    与此同时,苏联红军驻海拉尔情报站负责人波列托夫斯基也接到上司指令,通知已暴露的人,速转入地下活动,但没说近日开战,也没说社会名流都应转移等,又加之他本人略有疏忽,结果造成几十人被捕。

    日本宪兵警察按“战时有害分子”名单抓人,挨门挨户进去,多数人都不知道自己早上了“战时有害分子”名单。这些人中个别是苏联情报员。

    波列托夫斯基自己也险些被抓,当宪兵警察去他家时,他恰巧出门。回来的路上一个熟人告诉他,你家门口有许多宪兵和警察,不知道为什么。他一听明白了,敌人早于他开始行动了,他立刻去一位部下家,告诉他快去通知自己的人,向平时好出头露面的人都说一声,叫他们躲起来,日本宪兵开始抓人了。

    一个传俩,两个传四个,很快俄国人居住区的男人大部分都跑了。尽管如此还是有四五十人被抓了。当天晚上这些人全部被屠杀,有人亲见在西大街、兴安北省后院草地上就有三四十具尸体,有的就在亲人眼前被日军杀死,然后日军狞笑着上车走了,又去下一家。

    日本人在西头道街、二道街、三道街苏侨聚集区待了3个多小时,挨家进去找人,就在苏联飞机第二轮轰炸海拉尔时他们都没停止屠杀行动。此次被害苏侨据说有90多人,其中18人是后抓来的,其他人都是在第十军管区军法处监狱中关押的人,是在山奇处长指挥下被杀害的。教堂神父也难逃一死。

    满天低空飞行机群的轰鸣声、炸弹爆炸声不断,许多地方房屋着了火,有日本人放的,也有爆炸引起的。此时关东军没有一架飞机,也没有地面火炮,任苏军飞机自由低飞投弹,这是1945年8月9日上午难得一见的战争序曲,拉开了关东军在海拉尔必然失败的序幕。

    同样的处决“战时有害分子”行动在满洲里、牙克石、免渡河、博克图进行着。凡是不知自己上了“战时有害分子”名单又没防备会遭屠杀的各族人民,被抓被杀的,呼伦贝尔有几百人。

      惨遭杀害的日本老人、妇女和儿童

    1945年8月9日,按上级命令撤退的日本军官家属、侨民一部分到了火车站,但是已没有第二趟火车。最近往东北运物资的车厢都发往东北,事先无准备,只组织一列混合列车开走了,然后日本人放火把车站点着了。

    这一趟列车开走时车门都关不上,人太多了。母亲车内叫,孩子车下哭,母子一个上不去,另一个下不来,其情形之惨叫人痛心。所有在场的日本人都骂放火的人,主要是因为他们再也没有乘火车逃走的希望了;另一部分在建设街一带居住的日本人在东山下军营集合,由士兵保护向兴安岭进发,其中多数都是老人、妇女和孩子。有车的日本人早已顺路东逃。

    他们拖儿带女,背上大包小包的带着干粮和水等必需品。有的日本人出门后把不能带走的东西全送给中国邻居;有的日本人出门后放火烧了房子和全部商品;有的含泪对中国邻居说:“这一天早晚会来的,我早明白。我们能否活着回国很难说了,咱们再见吧。”他们有些人也是受害者,是开拓满洲被迫来的,现在是欲哭无泪,只能听天由命。

    8月10日早晨4点,按照驻守兴安岭阵地的日军中将师团长盐泽清宣命令,部队保护家属向兴安岭撤退。

    海拉尔东山下建设街一带是日本人的聚居地。家属离开后,山上山下火光冲天,浓烟滚滚。这是部分士兵在放火烧房子和仓库,他们不想把任何物资留给苏联人,也不想把房子留给中国人。此时海拉尔的东方方向一片火海,半边天都红了。

    这些日本家属像羊群一样往东走。他们不敢走公路,怕被苏军发现,也怕驻哈克伪军拦截他们作人质交给苏联人,还怕中国老百姓劫杀他们,此时的日本人真成了惊弓之鸟。荒山无路,上来下去,天黑前才走出二三十里,照这样的速度一周都到不了兴安岭。

    当晚人群露宿在海拉尔东十几公里外的五头山下,深夜里突然传出两声枪响,士兵一阵叫声:“快起来!快起来!”盐泽师团长派人来此命令士兵带着男女青壮年三天内赶到兴安岭车站,那些老幼怎么办他没说。按日本人的办事方式,战时不能叫苏联人俘虏去作人质,只有都杀掉,使他们为天皇尽忠。

    这时,有的老年人一听此信儿便先行自杀了。许多母亲舍不得扔下自己的孩子,所以抗命不走,与自己的孩子抱在一起。指挥官说:“苏联红军追上来,不分男女老少都杀,与其都死,还不如能逃的先逃命,你舍不得孩子,连你一块儿死那又何必?”他怎么说也不行,有些女人说:“宁愿叫苏联人把我们一块儿杀死,也不能把孩子扔在这荒山上饿死。”人们害怕日本指挥官下令杀他们,所以部分人已先跑了,漫山遍野是人。

    这时指挥官命令向逃跑的人开枪,没跑的留下一百多人要求带孩子老人一同走,指挥官不同意,说,如果不扔下孩子老人,他将命令士兵开枪,把他们都杀了。指挥官几次叫喊快走,没人动。人们又一次开始四散逃跑。指挥官下令,士兵开枪了,一百多男女老少就这样死在日本兵枪下。五头山下至今仍有白骨可见。20世纪50年代时有人打草,在此地见过无数白骨,多数是一堆一堆的,也就是一家三五口人死在一块儿的证据。

    日本法西斯的残忍可见一斑。

    这些野兽枪杀别人的妻子和子女并不奇怪。就在8月9日那天,有人亲见在海拉尔西大街,一个身穿日本军装并带军刀的日本人在自家院内开枪打死两个身穿和服的十来岁儿子和妻子,浇上汽油,点燃她们母子,烈火熊熊,浓烟滚滚。两个十来岁的孩子和年轻的妻子就这样死了。

    亲手杀害亲人之后,日本军人扬长而去。她们的尸体是佛教徒们给收走的。

     海拉尔市长安藤贞夫之死

    1936年1月1日设立的伪海拉尔市政管理处,统管旧街(呼伦县)和新街(铁路附属地)。最初由李相庭任管理处处长,同年12月1日改由郭文田接任,同时设事务官,由日本人高桥重义担任,此时中国人说话不算了,一切由日本人说了算。1939年后,直接由日本人管理海拉尔,中国人任副职。

    1940年5月1日伪满洲国决定海拉尔设市,庆德敏夫任市长,杨世英任副市长。此后宫村一郎接任市长时,苏正本任副市长。

    1943年安藤贞夫任市长,副职还是苏正本。各课主要负责人全是日本人,中国人当个副课长是最好的,每天上班中国人得先来打扫卫生,为课长送茶送水,课长还经常打骂课员。这些人每天主要是为日本人服务,给日本人办事,一切为了战争,为了“大东亚共荣”。

    这些日本人课长大多数是警察、宪兵学校毕业,也有现役军人。海拉尔的一切全在日本人统治之下,机关就是日本衙门,中国人在机关内就是奴隶。

    苏联飞机第一次轰炸后这些日本人课长都来了,安藤贞夫就对大家说:“日本没希望了,我最担心的这一天终于到了。你们快清理文件,不要给人家留下证据。”

    8月9日中午,伪海拉尔市长安藤贞夫收拾完文件,便召集日籍全体人员开会。他说:“你们是在乡军人,都快回家,安排家属逃往齐齐哈尔,从那里上车去大连回国,这是条最有希望之路。我去北山阵地,与那里的士兵共存亡。”

    他又命令日本警察速去兴安北省把额尔钦巴图带来,“我要与他一同去北山,不管他怎么说一定把他带来。你们说野村司令官请他,说我与他同去见将军。”一小时后日警向安藤贞夫报告说:“额尔钦巴图几天前就走了,属下不知道他的去向。”安藤贞夫一听大骂:“这个老东西,他可能早知道消息了,也许他才真是‘通苏通蒙’的苏联情报员。”

    安藤贞夫只好带着秘书等人去了铁路北山“二号阵地”,面见野村登龟江说明情况。

    之后的几天,他在无关东军总司令消息,又无国内消息的情况下度日如年。他每天就生活在苏军包围着的二号阵地内。他向北望,敖包山阵地已丢,苏军红旗在山冈上飘动。他向西望去,火车站也被苏军占领,不用说,松山阵地也是早就丢了。他向东望去,几天前农林屯小孤山一带战斗非常激烈,现在早已无枪声,说明日军败了。

    现在二号阵地能坚守几天?附近已无日军,离着最近的是盐泽师团,他们是守兴安岭的,根本来不了,二号阵地孤立无援且早已和上司失去了通讯联系。

    8月17日晚安藤贞夫参加旅团司令部会议回到10号碉堡内已过半夜。他召集市署和部分国境警察队人员开会,沮丧地说:“战事发生以来,本阵地通讯设备发生故障,与关东军司令部失去联络,昨晚才将设备修好,但还是联络不上。收音机收到了内地广播,知道日军已向同盟军投降的消息。野村司令官决定明天(18日)5点钟向苏军投降,各碉堡同时竖起白旗。”

    他说完,从身上穿的和服口袋中拿出一块叠好的白布,用双手捏着两角,向大家展开。随后他转身向国境警察队队长山口弥作说:“我从你那里借的战刀最终也未用上,现在还你,谢谢你。”他把战刀递过去,又说,“都走吧,保重生命。”

    大家都走了,黑暗的碉堡里只剩下安藤贞夫和市公署卫生课长松浦汀氏。安藤贞夫说:“我年岁已大,失去了战胜困难、延长生命的自信,我想自尽。你还年轻,日子还长着呢,要活下去,以后还有机会。”稍微停顿后他又说,“我进入阵地时坐的汽车还在附近,我想在那里自尽,不想把尸体暴露给别人,所以请你把汽车和我一起烧掉。如果你能回到新京,把我的情况转告给我妻子和孩子,你能把我的骨头拣回些交给在新京我的妻子就更好了。这是我对你最后的要求,拜托了!”

    他向课长深施一礼,又从茶色提包中拿出块银壳怀表和一沓纸币,还有一串数珠,对松浦说:“这块表是我从宪兵学校毕业时受的恩赐表,这数珠是从一个蒙古老人手里得来的护身物,是用人的指骨做的。这些钱或许你还用得上,都送给你。”

    18日凌晨3点天快亮了,外边雷声阵阵,一会儿下起了倾盆大雨,天气越来越凉了。阵地一直缺水,他们又一夜无眠,松浦知道安藤贞夫一定想喝水,所以他用罐头盒接两盒水送给安藤贞夫,安藤贞夫说声谢谢就大口喝下,并且说:“这是告别酒。”安藤贞夫说完拿起手提包走出碉堡,向他的汽车走去。松浦提着汽油桶、毛毯在后面跟着。安藤贞夫打开车门坐在后座上,他向松浦望了一眼,稍后“砰”的一声枪响,接着安藤贞夫的头向窗边慢慢垂下来。

    松浦向前打开车门一看,大叫“安藤君!”安藤贞夫右鬓角流着鲜血,手枪还在手里。松浦将毛毯盖在他头上,浇上汽油,用火柴点燃了汽车,很快汽车爆炸了,火光和浓烟冲向天空……

     白俄别石柯夫部队的灭亡

    白俄别石柯夫部队清一色是俄国哥萨克骑兵组建成的。他们或他们的父辈是俄国十月革命时逃来中国的白俄,曾多次在额尔古纳河流域与苏联红军作战,杀害俄国百姓,犯下种种罪行。

    1929年“中东路事件”时协助东北军对苏作战,之后为匪在三河地区流窜,残害中国百姓和苏侨。日军占领海拉尔后他们投靠日军,成为反共急先锋,多次进入林区与抗联作战,与苏联有阶级仇恨。

    这支部队驻海拉尔呼伦桥东(今啤酒厂一带),人数约百人左右。日本人称之为“谋略部队”,老百姓,特别是苏侨称之为“嘎杂子部队”,即“哥萨克”谐音,意思是说他们特坏,没几个好人。

    日本关东军情报部有两支这样的部队:一支驻陶赖召一带(即第二松花江),队长浅野大佐,故称浅野部队;一支驻海拉尔,这支部队队长伊万·亚历山大罗维奇·别石柯夫,上校军衔,是白匪谢苗诺夫部下军官,是三河一带有名的土匪头,日本人的忠实走狗。

    这支部队1939年春开始组建,当时人数不多,日本人打算在进攻蒙苏时派他们为第一线“侦察兵”,先过境收集情报,当时称兴安北省警务厅警察预备队。那时不着装,后来按俄国后贝加尔哥萨克式服装制作了衣帽,为的是越境后便于工作,百姓难识真假。

    1942年,这支部队改穿日军军装,佩日军徽,按日军特务部队进行严格训练,越境侦察、绘图、摄影、纵火、爆破、暗杀、绑架、颠覆策反等。班长以上都是日特或亲日分子。建制为独立团,编制300人,实际上招不到那么多人,最多时近200人。一次被派往林区追击东北抗联时,被抗联伏击一次损失几十人,后来未得及补充。这支队伍中不少青年是被迫来的,他们不愿意为日本人卖命,平时也饱受欺凌虐待之苦,都心存怨恨。

    看到苏联飞机轰炸海拉尔时,许多青年非常高兴,开始串连不要反过来杀害自己同胞兄弟。几个人一串连百十多人的部队都动起来了。有人向别石柯夫提出不要奉令去兴安岭,投降苏联还能活命。别石柯夫一见部队情绪不对,他没敢对这些人发火,因为反对的人数特别多,于是他表面表示同意大家的意见,让大家允许他考虑后做出决定,可背后他却秘密派人报告了日本人,说部队士兵多数要投降,不想去兴安岭。

    日本人对来人说:“回去告诉队长,到莫和尔图东山下,让士兵架枪休息,然后帮他逮捕几个闹事的人,皇军会在那里安排几个人协助他,事后对有功人员一律嘉奖。”8月10日午后,部队奉令东撤去兴安岭第二防线,由海拉尔出发,行军到莫和尔图东山下,别石柯夫命令部队休息。

    士兵中不少人很奇怪:骑兵行军,离开海拉尔不足百里休息干什么?别石柯夫依计而行,他要求士兵把枪架起来,原地好好休息,准备天黑再走,说白天易遭苏军飞机轰炸。士兵都信以为真把枪架起来。

    随后,树林中机枪响起来,对面草丛中也有日军开枪。当时日军是三面埋伏,密集火力射杀手中无枪的别石柯夫部队士兵,一百多年轻的生命丧生在日军枪口下。他们是那么忠于日本人,曾经多次过境去苏联收集边境情报,杀害自己的同胞,为日本人卖命。

    死心塌地甘当日本人走狗的别石柯夫原本以为主子会嘉奖他,哪知道连他也一块儿杀了。

    这次大屠杀,在日本后来的史料中说成是“日军误会而杀害了他们”。

    第十军管区伪军起义

    郭文林,原名色尔曾格,达斡尔族,生于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今鄂温克旗南屯人。祖上在副都统衙门任职,成长于官宦之家。海拉尔蒙旗中学毕业后,1926年,他就读于黑龙江省立第一师范,后又入北平蒙藏学校学习,再经赵仲仁和寺田利光介绍,东渡日本陆军士官学校骑兵科学习,“九一八”事变后参加了甘珠尔扎布搞的“蒙古自治运动”。1932年初跟随凌升参加了伪满洲国建国活动,此后曾任禁卫团步兵上校团长。

    1936年4月因为“凌升事件”,郭文林的父亲、伯父被罢官免职,不久先后离开人世,他也多次受到日本宪兵审问,因无证据证明他有反满抗日问题,只好解除怀疑。1938年以后,郭文林先后任兴安军管区司令部参谋长,第二年晋升少将;又任伪满第二师师长,次年任军管区司令官、陆军军官学校校长。1944年晋衔中将,任第十军官区司令官。日本关东军极力表示出对他的信任,以使伪蒙军为他们卖命。

    1945年8月9日6时许,郭文林乘车去火车站,他准备去满洲里部署征兵工作。他的车走在半路听见一群飞机的轰鸣声并看到了飞机向预定目标投弹的情形,于是做出了原路返回的决定。一路上,一架飞机追着他的车,俯冲扫射,又投弹炸车,他侥幸逃脱。

    郭文林回到司令部后和参谋长甘珠尔扎布立即召开了司令部的连级以上干部参加的会议。

    随后,日本传令兵来了说:“盐泽师团长命令你部主力两日内到达兴安岭南麓日军防地前,阻止苏军东进。”

    甘珠尔扎布下令第二天(8月10日)凌晨2点由南屯出发,去兴安岭。9日夜郭文林住在骑兵47团,一夜无眠等着出发。

    夜间,郭文林反复揣测参谋长甘珠尔扎布是什么意见,他不敢直接对参谋长讲出自己想起义投降苏军的意见,因为甘珠尔扎布从小在日本长大,又是陆军士官学校毕业,是非常亲日派。诺门罕战争时前线伪军都撤走了,就剩下31个伪军,其中30个日本人,只有一个蒙古人就是甘珠尔扎布。其兄也是伪满洲国中将。其父是非常亲日的政治匪帮有名的巴布扎布,在日本人大力支持下一度想成立满蒙帝国。

    这种人心中此时有何想法是猜不透的。但是凌升死后他还把自己的亲妹妹嫁给凌升独子色布精太为妻,甘珠尔扎布到底是哪边的令人费解。

    由南屯出发后,路上见身边没有日本人,郭文林反复想了想后,对甘珠尔扎布说:“下一步怎么办请参谋长好好想一想。”这是一句双关语,可进可退的话。如果参谋长坚持去兴安岭阵地,郭文林这句话也无毛病。参谋长起义投降苏军,这句话也无毛病。

    甘珠尔扎布听了郭文林这么一说,心中非常高兴,虽然没明讲,但意思很清楚。他说:“司令官,我明白了,你放心,一切由我来安排。”甘珠尔扎布思考着整个方案:现有500多人,一个团长也不在,一定要见机行事。

    部队刚过伊敏河,就见兵营那边弹药库火光冲天,轰轰隆隆响声不断,甘珠尔扎布心想:“我们没下令,这肯定是日军干的。他们知道再也回不来了,把弹药库给炸了。没有我们命令就炸我们的弹药库,日本人简直是太欺负人了。”

    走了两个多小时天还没亮,部队停下休息。此时日本军官非常警觉,他们在一起,不跟蒙古军官在一起,司令部的日本军官也是一堆堆休息。

    甘珠尔扎布说:“司令官准备投降吧!”他看着郭文林,郭点点头表示同意。甘珠尔扎布说:“先得把日系军官全部打死,不能逃跑一个,跑了一个报告驻海拉尔日军,海拉尔百姓可能遭屠杀。”郭文林说:“就由你全面负责,要万无一失。”

    甘珠尔扎布与副官鄂信台中尉详细商量,天亮后把40团的马格斯尔连长叫来。马格斯尔连长平时就反对日本军官,几次差点动武。甘珠尔扎布只知他反日,并不知道他是奈勒尔图安排在军队中的苏联情报员之一。他部下有一伙生死弟兄,所以日本人也不敢把他怎么样。

    甘珠尔扎布叫他把计划转告48团伊喜诺尔布连长,然后又亲自去炮兵营告诉拉木斯连长,要求这些连长安排好,到时不能放跑一个日本人,还得免伤自己弟兄。

    一切按计划进行着。

    日系军官也三三五五地议论着什么,看样子他们提高了警惕,也担心将来的战争前途,尤其是带家属的几个日本军官更是心神不安。8月10日午后三四点钟,一架苏联飞机超低空飞行,来到部队上空,士兵急忙卧倒。飞机没有扫射而是撒下许多传单。传单用蒙、汉文字写着:“不要蒙古人打蒙古人,也不要中国人打苏联人,我们是好朋友。共同对敌人——关东军。”

    这张传单使大家投苏决心更坚定了,同时日系军官防备之心更大了,日系军官提出将传单上交,不许士兵传看。

    根据郭文林的意见,两名联络人员被派去与苏军联系投降之事。一个去乌兰哈尔嘎,一个去海拉尔找奈勒尔图,很快就联系上了。

    8月10日晚,部队在锡尼河小学校院里宿营。日本军官集中在一起嘀咕些什么,他们个个怀揣手榴弹,十分警惕伪军的一举一动。甘珠尔扎布他们约好,不管什么时候,明天听到司令部连发三枪就动手,枪声就是命令。

    8月11日上午8时左右,郭文林在锡尼河沙坨子上集合部队,宣布暂时不上兴安岭,在此修阵地,准备迎敌。他让副官向前侦察,以免误入敌人包围圈。

    “白天行军敌机轰炸、扫射将给我们带来巨大损失,”就在郭文林讲话时,日军炮兵营长大岛少校举起军刀气势汹汹冲司令官说:“上兴安岭是皇军的命令,为什么不执行命令?”参谋长说:“命令,看情况是可以变更的。”他冲着大岛说,“你没有资格干涉司令官做什么,副官带人向前侦察敌情,其余人进入阵地,做好战斗准备。”

    3个小时之后副官带人回来了,报告说前面没有敌情,立即下令向兴安岭前进。此时日系军官放松了警惕,但是他们还是都走在各自部队后面。

    当部队行进至锡尼河庙东不远处,马格斯尔连长带几个好枪手来了,他对参谋长说,动手吧,你们快跑远点。此时参谋长下令向后转,前队变后队。命令一下大家都不知道为什么,日系军官也正在想,这为什么?

    当所有连队都向后转时,司令部在前边连响三枪,此时日系军官个个都在士兵枪口下,步枪、手枪、机关枪响了几分钟,30多个日本军官被打死,其中有高级参谋副官南作太郎中校、参谋处富泽吉沿上尉、军需处长官岛中校等等。

    8月12日,全体将士渡过伊敏河,一字排开,按苏军要求放下武器,向苏军投降。

    此后印有郭文林和甘珠尔扎布照片的传单送往南线阵地。50团700余人和哈克一线51团400余人,在接到司令官郭文林和参谋长甘珠尔扎布命令后均无条件向苏军投降了。

苏联红军与日军作战

    1945年8月9日东京零时,斯大林大元帅向远东前线总指挥华西列夫斯基元帅下达了命令:“东京时间零点10分全线发起进攻,一举消灭关东军和伪满洲国军队。”

    这天夜里,中蒙边境风雨交加,雷声阵阵,数十万大军在马力诺夫斯基指挥下,越过中蒙边境,分别向阿尔山、乌兰浩特、白城、通辽进军,直插新京——伪满皇帝老巢。苏军似入无人之地,不断向东前进。与此同时沿黑龙江省边境,从黑河到绥芬河兵分几路向内地推进。

    8月初,远东总司令华西列夫斯基化装来到后贝加尔军区,根据军区空投侦察兵实地勘察和驻海拉尔情报人员提供的情报,决定派5个步兵师和1个坦克旅,于8月9日凌晨从今额尔古纳市黑山头(俄称旧粗鲁海图)向海拉尔突击。另外以2个步兵师和2个机械炮兵旅从奥特堡尔向满洲里、扎赉诺尔突击,沿1929年“中东路事件”时进攻路线向海拉尔进军,在满洲里和扎赉诺尔战斗中歼灭日军450余人,俘获90余人,缴获大批食品和弹药。

    8月9日,苏联第36集团军103师和292师,由吉拉林附近渡过额尔古纳河,傍晚进入三河镇,解除白俄哥萨克武装,连夜经过布拉格,向牙克石镇进军,粉碎那一带日伪军,截断海拉尔日军退路,阻击兴安岭方向的援军。

    8月9日,由阿尔山至阿木古郎一线进入呼伦贝尔的苏蒙军,根据情报,绕开伪第十军管区南线阵地,直奔鄂温克旗南屯。在第十军管区将士投降后,南线伪军在郭、甘二将军命令下也投降了,哈克阵地伪军全部投降。

    8月9日,由黑山头过境的苏联先遣军支队,一路没有什么阻击,到了海拉尔敖包山筑垒地域附近受到严重阻击。苏军不得不一部分进行攻坚战,另一部分军队利用夜幕掩护绕过敖包山地区,夺取海拉尔河上的农林屯大桥。夺得大桥后又遇到来自农林屯小孤山阵地的火炮袭击,苏军不能前进,双方展开了激烈战斗。苏军在此处牺牲很大,几个小时后才攻下小孤山。

    海拉尔战斗,牺牲无名烈士1000多人,有名将士21人。

    8月10日早晨,苏军扫清东山日军后迅速渡过伊敏河,从市区南面进来。这里原是第十军管区伪军防地,伪军东撤后成了空白点。苏军过河后直奔市区,在市内只有零星战斗,很快占领了火车站。原在火车站守卫的日军全部撤往北山日军二号筑垒地域内,这个阵地最坚固,易守难攻。傍晚小孤山战斗结束,苏军也进入呼伦桥附近,这时日军二号阵地大炮又对苏军开火,双方又一次炮战直到天黑下来方停止。

    由满洲里方向来的苏军先头部队8月10日扫平了松山阵地敌人,也进入市区,个别山洞仍然藏有残敌,没过几天都投降了。

    此后几天,北山二号阵地残敌,依靠坚固的水泥堡垒和山洞继续顽抗,苏军将他们包围起来,一点一点用重炮炸毁碉堡,炸坏山洞。日军与外界失去了一切联系,所有通讯设备均不能用了。8月15日,天皇裕仁向世界宣布:“日本无条件投降,令各战区将士放下武器,不准抵抗。”

    根据苏联方面统计资料的大体情况是:

    海拉尔日本总兵力大约7500—8000人,18日前俘虏日军3827人,20日残敌投降1000多人,总共被俘日军近5000人,战死2600人左右。苏军在海拉尔牺牲1000多人,其中军官21人。海拉尔和呼伦贝尔各族人民为纪念他们在海拉尔修建一处红军烈士陵园,并在小孤山立有苏联红军烈士纪念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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